陈润/文
一
从年1月15日回武汉至今，我在武汉整整呆了24天。这是我自大学毕业以来在武汉呆得最久的一段时间，也是自去年家人搬回武汉陪伴最长的一段日子，更是我人生至今最困难悲伤的一段岁月。
一切都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起，因深处武汉耳闻目睹而思考深刻，我试着重新理解生命和生活。在37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龄遇上这样的危机，并籍此和自己对话，观察每个人在国难家愁中的表现，感受人性和人心，也算不枉这24天所遭受的苦难。
每一次重大疫情、地震、洪涝等灾难背后，都不只是医学或地质、自然环境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生态、生活方式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映照。新型冠状病毒的彻底根除和杜绝重现，当然要靠科学技术和医疗手段的提升，但更需要推动社会系统改革和治理结构调整，需要国民素质的自我提升和进步。
在人生的37年里，我深信实干兴邦而非多难兴邦。以我记事起的经历为例：年夏天湖北大洪水，我在长江大堤填土装沙袋、找管涌，15岁的年纪在蚊蝇肆虐的工棚里守了一个月；年春天SARS病毒蔓延，我在武汉的校园里每天靠教室熏醋、喝板蓝根抗击非典，一个月没有出校门；年春节南方雪灾，5月汶川地震，我在人生谷底北漂进京，拿出少得可怜的50多块钱积蓄捐往灾区，自愧于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无能”；年玛雅预言人类末日并未成真，但年禽流感病毒还是令人惶恐不安，离当年汶川不远的芦山县地震灾情如5年前噩梦重演……
一个看似偶然的巧合浮出水面：中国每隔5年会制定一次五年计划，并由此开展一轮宏观调控与转型升级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每隔5年左右会遭遇一次灾害危机（、、、、……），而且每一次宏观调控的时点与自然灾害危机基本一致，也正是新政府换届的年份。内忧外患、革故鼎新的困难叠加效应，对执政者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，不仅需要智慧和耐心，更需要魄力，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大德。
这种巧合绝非偶然，它恰恰验证一条真理：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小到一个人、一项制度，大到一个国家、一套治理体系，如果不自省自查，不改革创新，就会僵化生病，就会危机重重，就会出现天灾人祸。名医治病始于疾病发作之前，名匠都选在天晴时修屋顶，我们通常所见壮士断腕、力挽狂澜的故事，都是在为贻误时机的过错买单。没有英雄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，不需要英雄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。
昨天，朋友圈和